终于读完了《简爱》，我知道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这连住的几日，我几乎除了吃饭和睡觉，一切时间都耗费在这本来自远遥国度的小说里。然而我还得在诉苦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它的杰出与迷人。很少见到这样迷人的异国风情。这布满着英国十九世纪趣味的故事里，让我感触了良多。实在我应该早些接触这本书，早就有良多的人先容它了。可惜，我拥有着一点排外的情愫，一直拖到现在往赏识它，其实有些相见恨晚。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英国人的思维和宗教信奉有点难以适应。不外呢，人世间的真情多数是相通的。每当我读到小简爱由于无亲无端而遭受虐待和歧视时，心中整理起的怜悯之情真让人难忘；每当简爱一次次化险为夷让我多么高兴；当她勇敢地拒尽了圣约翰的求婚而坚持自己心中的真爱时多么令鼓舞和震撼；特别在文章最后她抛弃一切往照顾那位可怜的爱德华时，我的心中欣慰与打动迸发而出。

关于这本小说，我想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它在良多艺术方面的杰出融合。我敢确信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首先，她在描绘风景时，是以一个画家的审美角度往鉴赏，以一个画家情趣往掌握光和影的和谐。读中国的小说很少见到这样细腻的风景描写的词汇。应该要感谢这本书的译者周令本的深挚的国文功底，使译本文采熠熠，令原着生辉。其次，夏落蒂。波郎特在语言学上的.造诣也很深挚，作为一名英国人，作者可以说至少精晓三种以上的外国语言。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可以通过它感触感染到整个欧洲的文化氛围。比方说英国人的自豪感和名流风味，德国的大国气氛以及法国女性的生成浪漫情趣。甚至还读出了英国人那种殖民主义的歧视东方人的心理，好比他们称印度是个野蛮的民族。再次，夏落蒂。波郎特对感情戏的处理上，可以称得上很高明。她的主人公很少是一见钟情，这比较现实，但是她赋予的爱情老是在默无声息深进到读者的心田里。如斯巧妙的感情戏，让我很意外，很惊喜。

?简爱》的作者假如和中国的曹雪芹比拟，毫无疑问，后者的文化底蕴要更博深一些。就像中国和英国人拼比历史，中国人可以无愧地说：我比你老的多。曹雪芹一生所学要比夏落蒂。波郎特要广博的多，究竟中国的文化底蕴要丰盛的多。中肯的说，简爱的确比不上中国的《红楼梦》。不管是人物丰硕仍是物致的描绘上，《红楼梦》都是更为杰出的。但是，《简爱》中也有值得中国人往学习和赏识的地方。比方说，《简爱》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方面，可以说淋漓绝致。这点在良多中国人的文学作品中做的都不够。

《飘》1000字读后感篇2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 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 “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飘》1000字读后感篇3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

一、革旧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显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

2、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

4、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

5、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6、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刑法严酷，刚愎自用，致使商君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用刑过度。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2、不听进谏。

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3、重刑罚、轻德政。

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监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5、自身腐败。

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对商君评价少褒多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飘》1000字读后感篇4

文化潜流在历史的山峦间时隐时现，黛色的群峰构筑了溪流的生命格局，而淙淙清流涌动着山涧的动人风景。中华大地宽广绵长的时间和空间，与华夏文明绝无仅有的繁盛迷离，相声相长，缠绕绵延，勾勒出中国文脉清晰繁复的脉络。

余秋雨如同深山的老者，他轻轻拨开林间的雾岚，将这山水之间的纷繁往事娓娓道来，带我们聆听这世界上伟大文明强劲有力的心声。

就像一切原始神秘的东西总能引发无数欣喜与悸动一样，余秋雨从千万年前的先民，从黄帝炎帝女娲夸父落笔，这些流传甚久动人心仪的传说，以其风尘仆仆的历史感和不可思议的姿态，镌刻在每个牙牙学语孩子的梦乡，每个甚至目不识丁的中国人的心头。正如书中所述：“等级，是文脉的生命。”“世间之礼，天地之敬”的文化信仰与崇拜是浩荡中华文明的奠基，而传说时代略显虚妄不实的古老故事则是华夏文明最初意识形态的曲折呈现。那些之所以能够历经岁月更迭仍不朽地存在于历代人民心中的，是因为这神话中包含着一种属于集体心理的真实。余秋雨这样阐释神话的“原型”价值：“这就像晚霞给人的凄艳感受，修竹给人的风雅印象，长年累月也成了一种真实，甚至比它们在天象学和植物学上的真实更有意义。”

中国古代的神话，无论是宏伟创世开天辟地，亦或悲壮牺牲填海奔月，都潜匿着一种美学的生命气息，有着天人合一的壮阔和悲情柔美的鸿蒙。从这不确定的源头起，这最苍老又最不会衰老的诗意，已经植入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继而，从《诗经》的稻麦声和虫鸟声起，屈原凄楚高贵、孤傲悯人的行吟，司马迁错落有致的朴素笔触，魏晋四方奔溢、气貌繁盛的文化格局，唐宋哀感顽艳字字珠玑。华夏文明流光溢彩奔腾不息。国人总愿意回顾历史，而文化潜流一直被朝朝代代的中国人的记忆定格，因而我们仍可触及那些来路上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这是文化的繁盛恩赐。

最令人动容的是余秋雨写李白、杜甫、王维的那一章。唐朝诗坛是不好落笔评述的，因为它的盛世繁华，也因为历代文人对它繁冗无尽的评说。对于这个人人都能轻易诵出“羌笛孤城”、“空山新雨”的民族来说，唐诗开启了个人生命最初的美学的认知，它唤醒的是内心，是山河，是文化传代和生存本性，因而也是华夏文明不可逾越的篇章。

《飘》1000字读后感篇5

自从孩子上学以来，我接触到了《父母课堂》这本书，这是一本很及时的书，帮我解决了很多教子过程中的问题，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惑。例如培养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问题，又如：在这个网络社会中，如何引导孩子正确对待网络；再如：父母对孩子要求很严格，喜欢训孩子，因此与孩子经常会起冲突。如此种种，我想找到一个老师来请教，正好看到了《父母课堂》这本书。

打开最近一期的《父母课堂》，第一篇文章是《学会弥补父亲的不足》，这篇文章立刻吸引了我。正如这篇文章所说，我平时忙于工作，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有些简单甚至粗暴，文中有一句话“对人生而言，工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而家庭却是长期、终生的目标。作为父亲要从根本上认识到，通过工作或事业成功获得的是外在的自尊，而孩子带来的往往是内在的自尊。这种自尊是长久的，它将随着孩子的成长不断延续。”这句话让我思索良久，让我深深认识到我对家庭对孩子所做的不足。文中给出了要做一位“智慧型父亲”“宽容型父亲”“体贴型父亲”，这些给了我今后孩子的指导方向，文章从一个更高层次阐述了一个合格父亲应具有的素质和胸怀，以及父亲的言行对孩子成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一些不当的言行或方法不但对孩子起不到正面的促进，甚至会对孩子的人生产生错误的引导导致终生的遗憾。文中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他也做不了人”。意指在孩子的过程中要注意地位平等的问题，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我记住了这句话，它会成为我今后孩子的座右铭。

有一篇文章是描写李咏父亲的，说的是父亲对李咏特殊的爱让李咏在成长过程中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父爱伴随了孩子的成长，尽管可能在某一阶段或某一层面不被孩子接受，但是父亲对孩子的良苦用心终有一天会被孩子理解，在孩子选择迷茫时给予正确的指引，在孩子顺境时指出他的缺点，在孩子逆境时宽容安慰和鼓励。这正是父亲大爱的体现，父爱不像母爱那样细腻，他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更多的起到了一个指引、修正的作用，尤其是父与子之间，可能会因为这种作用发生矛盾，影响父子关系，这就需要父亲更多的包容理解，只要都是沿着正确的方向走，终有一天儿子会理解父亲的爱！

?父母课堂》是每个家长的良师益友，希望家长朋友们一定好好阅读，我觉得每一篇都是真金美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飘》1000字读后感篇6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变法之初，孝公心有顾虑，商鞅用“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说辞为秦孝公坚定了变法的信念。他和守旧派代表甘龙、杜挚激烈辩论，辩论中引经据典，最终力排众议，得到孝公的全力支持。紧接着，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了……

1、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

3、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

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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